去年11月，生活窘迫的湖南籍诗人黄辉，通过媒体宣称想被富婆包养，从而实现自己的写作理想。日前，富婆作家红艳在其博客中主动表示，愿意包养黄辉一年，“包养事件”再次升级。

　　生活窘迫的湖南籍诗人黄辉为摆脱生活窘迫的困境，以其“诗人”的丰富想象力，宣称想被富婆包养。不是“诗人”，是很难有这种想象力的。黄辉这一创意的出发点不能说不“高尚”，因为他是为了文学理想而献身，为了文学理想而首先要糊包肚子。出发点“高尚”，行为与结果不一定高尚。黄辉的行为被大众冠之以“伪诗人”、“文化贱客”、“流氓作家”，是过分了一些，但的确也给人以快意。倘若真有富婆包养了黄辉，这位落魄诗人是否就能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写出惊世之作呢？恐怕很难。人们常说，文若其人。在不要尊严、不要道德修养的文人的笔下，能写出有道德的文学作品吗？这个问号不让人提出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令人意外的是，富婆作家红艳对黄辉的要求包养之举给予了呼应。红艳的呼应，应该说出发点也是好的，也是理智的。首先，红艳对“包养”赋予了新解。她所指的“包养”不存在肉体上的交易，其实就是在资助黄辉。之所以她没有放弃“包养”字眼，只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敏感词汇，唤起社会对文化人的关注。同时，她对黄辉也作了考察，确认黄辉是一位有理想的诗人，而不是“江湖骗子”。但人们对此仍然还疑点重重，文学理想的实现难道是建立在有吃有喝的基础之上的吗？想信大多数人的回答也是未必。古往今来，在困顿中成就伟大作家、传世之作的事例比比皆是。红艳之举真的能唤起社会对文化人的关注吗？显然是一厢情愿。

　　笔者认为，富婆作家与落魄诗人联袂出演了一场“浮躁”剧。近年来有关文学“浮躁”的话题已经不是什么新话题，富婆作家与落魄诗人联袂出演又给“浮躁”的文学赋予了新意，即文学“浮躁”来自作家的“浮躁”。而作家的“浮躁”来自金钱的诱惑，在黄辉身上似乎集中表现在：因为我没有钱，因为我生活困难，所以我无法写出好的作品，也无法实现我的文学理想。于是，我要寻求富婆包养，一旦有了富婆包养，我的文学理想就一定会实现。在富婆作家红艳身上则表现在，对黄辉实现文学理想逻辑的认可，认为作家只要给予资助、施舍，就一定能够写出好的作品。不错，文学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当然提供各类资助也不是一件坏事，但这绝不是实现文学理想，涌现优秀作品的决定因素。

　　实现文学理想，涌现优秀作品的决定因素，还是那句老话，源于生活。作家脱离生活，不与时代、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是很难写出好作品的。试问一下，现在有多少文学作品是老百姓喜欢的作品，可以说很少，甚至可以说少的可怜。这样的文学，陷入生存困境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当作家们走出梦境，去关注百姓的生存状态，去描写百姓的住房、就业、子女教育，去描写农民工讨要欠薪的艰辛与走进城市的喜悦，去描写家长对孩子走进网络的焦虑和网络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的现实，去描写百姓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这样的作品还愁老百姓不买账吗！你写的说的都不是人间发生的事情，你写的说的只有自己能够明白，老百姓为啥要买你的作品，拿钱养活你？

　　要让社会关注文学，作家就必须关注社会；要写出让老百姓买账的作品，作家心中就必须时时刻刻装着老百姓。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百姓是作家的衣食父母。

　　莫让金钱遮望眼。作家远离“浮躁”之时，才是文学兴起之日，也是作家事业发达之日。

　　最后，必须要说的是，劳动在现阶段还是谋生的手段，文学创作是劳动，因而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文学创作像其它行业的工作一样，是需要其特有的才能的，不具备这样的才能，一定要以此谋生也是不现实的。有许多人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大脑还不太清醒，该谢幕时不谢幕，最终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然，不以文学创作为谋生手段的则另当别论了。